人生转折的拐点

历史人物的生平中常有他们人生转折的拐点。孔子曾经“厄于陈蔡”，困顿于旷野，绝粮断炊，师生反思探索，孔子总结出“君子固穷”、“一以贯之”和“小人穷斯滥矣”等思想，而且遣用能言的子贡到楚国求援，终于解围脱困。德国社民党先贤、诺奖得主勃兰特，少年时代就遭纳粹追捕，流亡北欧，被纳粹吊销护照。他学习了挪威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摒弃苏共的路线，战后重建的德国社民党，赢得大选而执政。一跪成名天下知。邓小平文革遭贬，下放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接触了基层社会，稍接地气，认定了人民需要发展经济，否定文革的政治路线。

从现象上看，梁家河也颇似习近平的人生转折拐点。但是仔细分析，却发现仅为形似，并无神似。近年来国内宣传对梁家河的吹捧持续升温，不仅把平凡的琐事颂扬成伟大，而且还把十足的平庸也颂扬成伟大。

躲避追缉的少年逃犯心态

习近平在青年时期下乡到延安地区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这是文革中1700万知青走过的最平常的路。算不上吃了特别的苦，也没有出现特别的思想火花堪称“大学问”。据说干部子弟中有少数如张木生等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回不了体制），是怀着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下乡的。但是习近平不是。他下乡时的心情很复杂。他不瞭解农村的穷白面貌，更没想到城乡差别是怎么回事，农民怎么生活。他当时正被公安和街道追缉，因为他是反动组织联动的活动分子，而且有现行罪行被坐实。他发现下乡可以躲避追缉，于是在离京的火车上笑了。毛时代的党内斗争一直非常险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被追究，到了文革时期，大批高干遭打击，他们的子女要反抗，形成了恐怖组织联动，习近平加入了联动。联动红卫兵反江青的言行基本就是权力纷争的表现，谈不上什么思想和学问。他的思想心态基本上是一个躲避追缉的少年逃犯心态，躲过一天算一天。

不想扎根的过客心态

真正进入了农村的生活，习近平极不适应，他陷入了苦闷，并染上了烟瘾。当地领导已听说他是黑帮的孩子，还听说他拿面包喂狗。下乡知青不适应是普遍的，并不稀奇。习近平不安心劳动，混了半年，中共召开九大。他专注地谛听九大的广播，名单中没有父亲。万分沮丧的他撒腿又跑回了北京。逃犯归来，公安逮个正着，进了少年教养所学习班，到东城区劳动，铺设地下管道，半年才获释放。在少教所吃不好，住不好，身体当然很亏。他来到陕西姑母家休养生息，每天喝一碗羊奶，赔补赔补。期间见到了他的姨父姨母（延安老干部）学到了一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党传秘诀。转眼已经进入了七十年代。至为关键的还是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作为党校干部可以看到中央内部文件《北大清华关于今后农村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报告》。母亲立即行动，不仅给习近平写信鼓励他好好表现，争取被基层推荐进入大学，同时又给大队党支部写信，请求领导关心和支持习近平努力表现，双管齐下。农村党支部很少收到这样的信件，少不得也有点受宠若惊。习近平不傻。原来好好表现还能上大学，那不是“跳出农门”的捷径吗？通过积极表现争取上大学，实际上是典型的“过客”心态。他的积极转变不过是逃犯心态向过客心态的转换罢了。平心而论，上千万的知青十之有九都怀抱过客心态，彼此彼此，只是不符合举国上下不断地重复宣传“知青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罢了。大学来招生了，习近平三个志愿全都填写清华。更加暴露出他的过客心态。习近平现在说“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西部大开发》2012年09期） ，申请大学的三个志愿好歹也填一个农业大学？没有。尽管数理化基础很差，也坚决只填工科院校清华，绝无二话。注意，当时还没有清华校友比北大更易于升官的说法，上大学的知青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脱离农村。习近平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卓越优秀的表现。

积极的劳动表现

听说大学的消息以后，习近平变了。积极地参加生产，锻炼了身体，能扛重活了。他还去四川绵阳学习办沼气的技术，然后办成了生产队里的沼气池。他也参加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积极工作，入团入党的申请，写了一份又一份，两年竟达十馀份之多。

文革中积极的表现有意义吗？关键还是查出身，看血统。黑帮子女（刘少奇子女）或者地富反坏右子女是绝对不可能入党的。与他同车下乡的知青黑荫贵发表的介绍说：“……到了1972年11月12月份，百分之八九十的知青离开了农村，……，剩下没有走的，一部分像我这样，40多个北京知青被当地安排当了干部，剩下没有走的那部分，大多是由于家庭出身或政治问题，比如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父母有一些历史问题等等。习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参看2016.12.13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我和习近平一起到四川学办沼气》）这位黒荫贵先生说话有点绕。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时的政策，招兵招工招生凭的就是父母的政治面貌：血统论，父母黑的一律不招。林彪一家折戟沉沙，毛泽东受了刺激，把习仲勋的审查取消了。于是允许接见子女，习近平可以跟父亲相见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松动，他还是所谓“可教育好的子女”，入党没门，写十份入党申请也是白搭。再看习近平跟他父亲的老部下老同事一起泡制的“土证明”。只说“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前途……”云云，却一句也不说习近平表现如何，争不争取进步。说白了，还是出身决定一切，表现是不重要的。如此这般就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进步之路，绝不能产生“榜样的力量”，倒是十足的血统论和拼爹的典型。

清华工农兵学员受控最严

习近平上的是清华大学。却是清华水平最低谷的时期。工农兵学员是清华学生中科技成绩平均水平最低的群体，水平还不及中专生；也是思想水平最低的群体，比反右时期和八九六四时期差得太远。清华当时的领导干部就是毛泽东四人帮最疯狂的打手迟群和谢静宜。习近平上清华的三年尤其是1975-76年，正是中国风云多变幻，政局最动荡的时期。可是天安门吟诗的“小平头”和印刷传播“总理遗嘱”的传谣人，没有一个是清华的工农兵学员。清华被迟群谢静宜监控得严严实实，而习近平则是他们班级的党支部书记，是奉命监控同学思想的基层干部。毕业以后他脱离化工专业到国防部任秘书，开始攀爬高层仕途。后来又回清华来捞取了一个在职博士的灌水学衔。人民日报记者说他访美期间住在美国朋友家中，连最起码的日常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忽然间又居然能在博士论文中参考三十几篇英文文献并摘取章句，分明是有人捉刀代笔，这博士能有含金量吗？

平庸的成长之路

习近平的成长之路是一代知青中相当平庸的一例。他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里，吃过一些苦，得到一些锻炼。他的表现如何？非常一般。这样的一点经历太平凡了，没有任何特别的亮点。张木生（退休前《中国税务》主编、专业研究员）也是干部子弟出身的下乡知青，他在农村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理论文章，实际上提倡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四川知青徐友渔在农村自学外语和多科知识，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上海知青陈丹青自学美术，创作了《西藏组画》等作品；竹林、叶辛、王安忆等知青创作了知青小说，还有大批知青自学成才，成为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更加可贵的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私下里订立了攻守同盟，暗中推行包产到户，如果带头人被杀被关，其馀各户负责供养其老小。习近平从入党升官到入学入仕，父亲平反复出，家庭背景越来越强硬，地位权力也越来越高，可是仕途却越来越没有风险。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习近平好歹也算是经过了一点苦劳和压抑吧，但是未必曾“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坚持独立思考，权衡于思维，终于有大作为。他一路升官几乎没有艰难险阻，跟孟子的上述结论刚好相悖。他的政坛经历没有任何可以说是经过了什么风浪波折而取得的成绩。浙江日报上连载习近平《之江新语》的时候，他还要对付在职博士的应酬，不过是秘书捉刀代笔的把戏。正如该“新语”文中所说的“人无压力轻飘飘”，这类思想感想没有任何风险和压力，纯属一路的过场小戏，毫无跌宕起伏的华彩乐段。

红色基因的反动性

习近平的梁家河之路，告诉我们，中共的培养路线就是凭血统、凭关系、凭个人效忠，而不是凭能力，凭思想水平，凭历练。从思想的高度来看，习近平常念错字，念错成语，只是学历太浅，还属于次要的缺憾，更严重的是思想的冬烘。他继承的所谓优良传统，无非是传统革命圣地的景点（一大、古田、延安、西柏坡），走访基层群众家庭，强调所谓的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本身就是荒谬的非科学概念。基因纯属生物遗传因子，只传递生理遗传信息，跟思想品德的言传身教毫无关系。生物染色体更与红色风马牛不相及。习近平尝足了血统论的甜头，便津津乐道这类不伦不类的红色基因概念。梁家河的生活给习近平带来很多不良影响。他骂江青的言论（妄议中央文革）被人知道以后，他拿军大衣去贿赂知情人，将事情糊弄过去。说明习近平行贿也很懂行。为了上大学，他跟父亲的老同事老部下非法泡制土证明，若不是他主动撺掇，“叔叔”们怎么知道清华招生，近平想上？跟后来捞假博士的手法，基本一脉相承。按理说，父亲的冤屈对习近平来说最刻骨铭心。可是因为平反不是他持续反思和奔走上访的结果，只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变脸，就没有形成为习近平对以法治国的成熟思考。他的命运改变，一靠父亲的逆来顺受，二靠主席的幡然醒悟。所以习近平体会不到法治高于党权的重要意义，总是强调党权领导一切。文革前几年习仲勋已经失去权势，文革中习近平体尝了被体制抛弃的冷落。但是他躲避到梁家河短短三年多以后，情况就突然改变了。父亲复出，他很快入党做官，然后考察沼气，报名清华，到处都是顺风车。在他个人的印象里，文革中期已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的政策极左，思想监控、物资匮乏、冤案遍地，对于他来说，此时大半已成过去。所以他会有文革前和文革后不要互相否定的怪诞思维。

习仲勋的复出阻断了习近平的历练之路

社会人情总是十分势利的，趋炎而附势，尤其是中国社会。习仲勋被解除隔离，迅速改变了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生活处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忽然从一个大黑帮的“狗崽子”又变成了偏僻农村少见的副总理级陕西（本地）籍高干子弟。他的入党问题、提干问题、生活困难问题，时时都会有人来关心过问。甚至出工下地也有人给他照相留影，平常知青在那个穷困的年代是极少能留下劳动照片的。他的仕途忽然间变得畅通无比。对于习近平及其家人来说，当然是顺心的好事，但是对于一位成长中的青年来说，实际上阻断了历练之路。习近平自诩他下乡时读过不少书。实际上看来，并不太多，或者说未必读懂。比如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常识三权分立说，他就印象殊浅。2008年7月，习近平已经被确立党政接班人的储君地位，挂名国家副主席，暂时分管港澳事务。他巡视香港之后在告别讲话中竟希望香港立法会、香港法院和港府三大机构“互相支持、互相理解”。话音刚落，立刻在香港法律界引起骚动，大律师纷纷向外界表明立场，决不容许三权分立的地位发生动摇。（习近平应该说“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方为合适而得体。）最有争议的当属2009年2月的墨西哥讲话。习近平说：“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语病：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国内的愤青群体高声赞颂，认为是沉寂多年的毛式外交语言复活，知识界的反应则觉得其口吻远远没有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官方宣传也躲躲闪闪地要求以套话通稿取而代之。

在这段发言的背后，我们可以非常生动地想见习近平在梁家河以及其他地方接触到的各级老干部，他们有限的知识水平，他们的激愤口吻和内政外交政治思维。他们敬仰革命元老习仲勋，关注习近平的成长，他们也要把革命的“套路”传授给习近平。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的革命教育跟他们也十分接近。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互相愉悦。他们不知道现代世界的外交原则不应是世界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何方），更没有想过国家建设不应该是运动的折腾，而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习近平却对此印象殊深，以至于到了墨西哥依然张口就来，话音还带着农民运动式的痞子口气。其实许多在改革开放时露头的、否定党政极左政策的思想，例如人权观念，宪法至上，无罪推定，……都是知青在文革读书暗潮中开始接触的。本来，文革时期的农村基层原是某种程度上的思想真空，刚好习近平又被运动突然抛出到体制外，正是思想可以自由驰骋，展翅翱翔的机会。可惜习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他最容易形成反思和走向彻悟的时候，却迅速地滑向传统的“入团入党”的常规仕途。吃过一点苦，独缺新思维。人们可以说他当时年龄偏幼，识字还不多，理解分析能力更为不足……，但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回顾，人们只能遗憾地说，梁家河的学问不是太大，而是非常非常的不足！

作者投稿

——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18-08-2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4期，2018年9月14日—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