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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多難、殤於一瞬——懷念連兒罹難25週年(十二)

2014年07月25日

十一)(十三)(十四

自從4月15日北京發生學潮,連兒顯得特別關心,每天下午放學後,他從人大到北大到清華觀看抄寫大標語、大字報,在幾所學校裡來回穿梭,回家後就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他的見聞。 4月19日晚上,他聽說大學生在新華門外示威,一定要去參加。我們說太危險不能去,他說他就去看看,到了那裡就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我們還是不放心,結果由他的姐夫陪著他去。

我們的兒子最擔心的是廣場學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著我們深夜獨自去天安門廣場,幫助大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頭班公交車趕回學校上課。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在校門口設立了一個《北京之音》廣播站,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聚集在那裡聆聽有關學運的消息,以致馬路上的交通經常發生堵塞;每當這個時候,我兒子只要在場,就總是把他心愛的紅布條往自己的額頭上一扎,充當起義務糾察隊。有一次天色已晚,蔣不放心他獨自在外,就在離他不遠的馬路邊悄悄地不讓他發現,守候了整整一個夜晚。兒子曾幾次表示要參加堵截軍車的行動,都被我們勸阻了。但有一天夜晚,他乘我們熟睡之後獨自騎車去了西郊的六里橋,也是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他一進家門就興奮地告訴我們:果然是解放軍戰士受了矇騙。他說他和一個小戰士交上了朋友,給小戰士講解大學生絕食的緣由;小戰士則悄悄告訴他:也不知幹啥來了,反正每人給發了90元的出差補助,一路上也不讓看報、聽廣播——現在被就地圍困得沒吃沒喝的。那一夜,兒子把老百姓送給他的麵包、汽水等都轉送給了小戰士,而他自己卻用身上僅有的兩元錢,從個體攤販那裡買了兩套煎餅果子果腹充飢。

到了5月17日那一天,不僅是北京的普通民眾,即使是一向對共產黨言聽計從的各個民主黨派也匯入了首都百萬民眾示威抗議的洪流,包括連兒父親所在黨派——九三學社。

那天下午4點多鐘蔣與九三學社的成員們遊行結束,他騎車返回人大。在經過復興門立交橋不多遠的地方,他望見馬路對面有一遊行隊伍,正緩緩往天安門方向行進。這是一個自行車隊,每輛車上都坐著兩個人,一人蹬車,一人舉著標語坐在車子的後架上,所有的人後背都斜挎著一條寫有各種口號的寬幅紙條。他隔著馬路一眼便看到了我們的兒子連兒,連兒也看到了他,微笑著向父親示意。兒子的自行車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坐在後架上的同學高舉著人大附中的校旗。當時蔣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覺得自己的兒子長大了,父子間的距離也一下子靠近了。他原想騎車過去叮嚀兒子幾句,但人大附中的車隊很快就過去了。

這天兒子很晚才回到家裡。看到他那疲憊不堪的樣子,我再也不忍心去責備他了。我默默地為兒子準備了晚飯,催促他洗了一個熱水澡。這個晚上我們的心情都很不平靜。兒子告訴我,這次遊行他們全校共出動了一千多輛自行車,有兩千多人參加。他說他們的隊伍是在下午放學以後才出發的,開始很順利,但到了復興門立交橋,就再也無法向前騎了,於是就地把自行車擱在了馬路邊,重新整理好隊伍,徒步到了天安門廣場。他說當他們的隊伍到達廣場的時候,已經擠不進去了,只好在廣場外圍繞了一周。當他們返回復興門的時候,那裡的道路也同樣是水洩不通,他們是騎車繞道東郊、北郊才返回自己學校的。他告訴我,在回來的路上,一位女同學掉隊了,他請她坐到了自己自行車的前架上,於是他那輛車上由兩人變成了三人,回到學校時他已累得無法動彈了。

事後知道,這是北京市的中學生首次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的大學生。後來我們還從他的同伴那裡知道,這次遊行是他和班(高二四班)上的幾位同學一起發起的,因此他和那幾位同學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面。至今我們一直保留著他那次遊行的照片。在其中的一張照片上,隊伍前排拉起了一條大橫幅,上面寫著:“你們倒下,還有我們! ”白底黑字,異常醒目。這個給予我們美好回憶的珍貴鏡頭是一位參加遊行的女同學偷偷地拍攝下來的。在上小學的時候,兒子和那位女同學是同班同學;兒子遇難後她的母親(也是連兒小學數學老師與班主任)把照相底片交給了我們。我們終生感激她,因為這是兒子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6月3日那一天晚上,天空灰濛蒙的,氣壓也很低,很沉悶。我們打算晚飯後去校園散步;如果兒子願意,也想帶他一起去走走。

在這以前,兒子一連三天放學回家後再沒有離開家裡,而且晚飯後總是立即坐到他的書桌前做那長長的捲子,直至深夜兩三點鐘才睡覺。我發現他有些疲勞,就問他:“期中考試不是剛完嘛,怎麼還抓得這樣緊啊? ”他又像認真又像開玩笑地回答我說:“您不是常說不要臨到考試的時候才用功嗎?我這是提前準備期末考試啊! ”我知道他這是在哄騙我,因為以前每次考試完畢,他總要痛痛快快地玩個夠,休整一段時間的。但這次我沒有再追問,我怕他嫌我嘮叨;一直到他死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個時候他因期中考試成績優異(六門功課考了570分,平均95分)已被學校選中,不久將代表學校去參加北京市奧林匹克物理選拔賽。他是在為這次競賽作緊張的準備,但他始終對我們隱瞞著這件事,直到他離我們而去。

那天晚飯後,我們正準備出門。

不料,那時北京的形勢竟發生了突變。我們從電視裡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說是政府要有什麼行動,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裡,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從播音員那一反常態的表情和急促的語調中我們知道要出事了;因為自從實行戒嚴以來就不斷傳來軍隊要進城的消息,我們猜想這次一定是真的要進城了。我們決定留在家裡不再出門。但是,兒子一聽到那個緊急通告卻再也無法安下心來了,他焦急地直問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呢?天安門廣場還有那麼多大學生呢! ”我回答他說:“沒有別的辦法,除非北京市民傾城出動上街、去廣場,但現在已不可能做到。 ”我勸告他:“外面太危險,不要再出去了。 ”可他卻急切地想出去,並且批評我怯懦。

我和他父親答應同他一起去校園裡看看情況。我心裡想,按慣例,每個週末校部禮堂都會有電影的,那麼,我們就陪他去看一場電影吧,也許會把他的情緒穩定下來。但沒有想到,這天禮堂大門禁閉,門口竟空無一人。我們這才知道,這個週末的電影也被取消了。於是,我們朝學校東大門走去,那裡是人們探聽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們仍不斷地耐心勸說。他父親對他說:“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現在只有你一個在我們身邊;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親後半輩子就只能形影相吊地過日子了。 ”但他不僅對父親的這番話毫無所動,反而不以為然地回答說:“形影相吊就形影相吊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們那樣自私,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嗎? ”也許他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也許他已下定決心要同天安門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在一起,我們看出他的去意已定。

在校門口,他幾次想偷偷離開我們,都被我們拉住了。那時校門里外的空地上已擠滿了人群,設在附近學生宿舍樓內的那個廣播站正不斷地播出有關戒嚴部隊向市區調動的消息,並且一遍一遍地向學生和市民發出呼籲,說天安門廣場情況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在校門外的馬路上,不斷有一批批雜亂的人群正急速地奔赴戒嚴部隊進城的方向。我們意識到這次北京市民和戒嚴部隊之間可能會發生重大的衝突,因此不能再在外面久留;於是好說歹說勉強把兒子拉回了家裡。他父親讓我在家看守住兒子,自己又隨即返回到校門口,答應隨時把有關消息帶回來告訴我們。

作為母親,我了解自己的兒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情,就非達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樣子,索性鎖上了居室的大門,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門也好有個防備。但是,兒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會我的勸說,一個人默默地開始了作外出的準備。他把我的一枚紅色校徽(凡教職人員的校徽都是紅色的)別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給了同學,學生證也在遊行時丟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錢包裡裝了兩元錢紙幣和一些硬幣,最後把父親的自行車鑰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裡。然後,他安慰我說:“我去看看,很快就回來,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裡(指天安門廣場)便去公用電話亭給家裡打電話。 ”他一邊說著一邊拍拍胸前的紅校徽,對我說:“有了這個護身符,就不會說我是‘痞子’,戒嚴部隊不會傷害我的。 ”我想,他這時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里橋參加堵軍車時接觸過的那個小戰士,他曾告訴過我們,那天他與這個小戰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兒子是那樣的天真,那樣的不諳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調那麼多軍隊進北京是乾什麼的!他也不明白軍隊的天職就是服從上級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個多小時,說什麼也不讓他離開家裡。也許是不忍心傷害我這個做母親的一片苦心吧,他終於隨我坐到了客廳的小沙發里。我順手打開了電視機,但電視裡所有頻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個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我又隨手把電視機關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備飛快地衝進了廁所並插上了門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樓的底層),便急忙奔過去猛砸廁所的門。我喊叫了許久,沒有回音。我絕望地扶住門框,眼前猶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會兒廁所門打開了,兒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緩的語氣對我說:“您急什麼呀!我又沒有走,不是好好的嗎! ”我緊緊地拉住他再也不肯鬆手;他負疚地緊靠著我坐在了地下。我想,我無論如何要把他的情緒穩定下來。可是,沒多久他又再一次把我推開沖向了廁所,這次我在廁所門口快步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對他說:“你一個中學生,就是去了又有什麼用呢! ”他用奧運會運動員的一句話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動,而在參與! ”說罷,他轉身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頰,說了一聲:“訣別吧! ”便猛力掙脫了我,迅速地衝進廁所,插上了門栓。我又狠狠地砸門,卻已經沒有了音信。我腦子裡一片空白,連支撐自己身體的力氣都沒有了。等我清醒過來再一次敲門時,發現門栓已鬆開,但廁所裡已是空空的,他已經越窗而去了。我發瘋似的追到門外,在房前房後轉著圈兒不停地呼喊著兒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連個人影兒都沒有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次兒子的出走竟是我們母子的永訣。

兒子的離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拋入了無法挽回的深重災難之中。

那天夜晚,連兒的父親在學校東大門逗留了一個多小時。當時,人們從來自各方面的消息判斷:這次戒嚴部隊的行動明顯不同於前幾次,這次不僅調動的軍隊多,而且來勢洶洶;因此不可能像前幾次那樣被擋回去,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根據這種判斷,大家認為當務之急是學生趕快從廣場撤離,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事態的惡化、情況的危急已是無可懷疑的了,但人們似乎還存有最後一點幻想,包括一些經歷過很多事情、上了年紀的人,都不願往事情的最壞處想,覺得軍隊總還不至於用真槍實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將近11點的時候,蔣看看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就返回到了家裡;但他沒有想到兒子已離家出走,走了還不到半個小時。我一見到他回來就像瘋了似地用拳頭捶他,哭喊著責怪他不早一點回家,我一遍一遍地重複著:“他不會回來了!他不會回來了!你還我兒子!你還我兒子! ”蔣這才意識到不應該把兒子交給我而獨自外出,但這時已後悔莫及。要是他留在家裡,我們倆一定能拉得住兒子的;可是他已經走了,再也無法追回了。蔣自己認為:這是他作為一個父親一生中最大的失誤,而且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從此,那伴隨他終生的,將是無盡的悔恨。自從我那次向他發作以後,這二十多年來再也沒有責怪過他,甚至對此事再也沒有提及一字;這已成了我家的一個禁區。因為我深知,失去連兒對蔣的痛苦一點也不亞於我。連兒一來到這世界上,就在他那笨拙的“唔唔唉!唔唔唉! ”的哄拍聲中逐漸長大的,只是他性格內向,比我能克製而已。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已不容我們有任何猶豫。我和蔣隨即趕往學校東大門,心想也許兒子還沒有離開學校,我們還能在學校門口找到他。可當我們趕到那裡時,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種景象:遠處傳來了槍聲,人群發生了騷動;校門口不斷有學生踉踉蹌蹌地往學校裡奔跑,有人高舉著被鮮血染紅的衣衫不停地大聲呼叫:軍隊開槍了!打死人了! ……頃刻間校園內外一片慌亂,一片驚恐,人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事變愣住了。當人們定下神來,似乎明白了眼下發生的事情,又都圍攏到一起,焦灼地議論著,憤懣地嘆息著;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於混亂的人群之中,四處尋找著外出未歸的親人和兒女。

人在危難時也許都有一種僥倖的心理。這個時候,我們也已顧不得許多了,唯一的祈求就是能盡快地知道兒​​子的下落。我們向每一個熟悉的人詢問著,向每一個從校外回來的人描繪著兒子的長相和模樣。但我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

我們佇立在校門外的馬路邊上,注視著每一個從我們面前走過的人;我們往返於朝不同方向移動著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個意外的發現,心裡不停地念叨著:兒子1·82的個頭一定能發現的……。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時此刻,我們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等待,再等待,我們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這無望的等待中,我們猛然想起了兒子臨走時說過的話,他答應到了目的地就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深信自己的兒子,他不會讓父母為他擔驚受怕;我們又想起4月19日那次他去新華門,就曾經給家裡打來了平安電話。於是,我們決定由蔣獨自留在校門口,而我回到家裡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兒子的電話,哪怕冒著槍林彈雨我也要把他找回來。但是,這一夜我們倆在校門口和住家之間往返了七八次,卻始終未接到兒子的電話。我預感到噩運正一步一步逼近我們,災難正在向我們頭上降臨。

一點,兩點,三點,夜深了,遠處仍不斷地傳來一陣陣密集的槍聲和吶喊聲。我們目睹著人們推著一輛輛負載傷員的平板車急速地從我們面前通過,路面上的斑斑血跡時斷時續向遠處延伸著。我一陣心悸,腦海裡恍恍惚惚浮現出兒子蒼白的面容。可不會是兒子也已遭此不幸吧!我們緊緊地依偎在一起,什麼也不敢想下去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有消息傳來,出事現場的傷亡人數急劇增加,大街上屍橫遍地,各個醫院塞滿了傷員,整個北京已成了一座死亡的城市。我們一直呆呆地等待著,頭腦裡不時閃現出校門口小男孩遺體上那條沾滿血污的白色繃帶和一幕幕怵目驚心的可怖景象;我們又好像去到了一個遙遠的地方,對於那裡發生的一切竟是那樣的一片茫然。

我們在期待和絕望的掙扎中,度過了一個夢魘般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們拖著疲憊、麻木的身子再一次從校門口回到了家裡。這新的一天等待著我們的又將是什麼呢?我們意識到應該到外面去尋找自己的兒子,但偌大的北京城,又能到哪裡去找呢?

在4日早上6點多鐘的時候,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由他父親陪同來到了我們家門口,他說是我兒子的同班同學。他告訴我們:蔣捷連受了重傷,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醫院,但不知是哪家醫院。接著,他向我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他說,3日晚上10點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門口遇到蔣捷連,蔣騎著一輛黑色的自行車,邀他一起去天安門。開始他不怎麼想去,但後來還是答應了。當他們騎車經過木樨地橋頭的時候,看到那裡滿大街都是人,從遠處就能聽到一陣一陣的呼喊聲;而在橋西頭的大街上,盡是裝甲運兵車和一隊隊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士兵。那時整個道路都被堵塞了,車輛和行人已無法通行,他們就把自行車放在了附近的綠地上。

他說正當這個時候,戒嚴部隊開槍了,密集的機槍子彈朝著周圍的人群一陣掃射。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閃爍,人群四散躲避,他倆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鐵路北出口處的北側、复外大街29號高層樓以南的一個長花壇後面。這時,機槍和自動步槍的掃射更猛烈了。深夜11點10分左右,突然,一顆子彈射中了蔣捷連的後背,他的腳踝骨也被子彈擦破了。他說他還聽見蔣捷連輕鬆地對他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你先走吧! ”說罷踉蹌地走了幾步,便蹲了下去,隨即倒臥在地,鮮血浸透了身上的T恤衫。

他說,是周圍的群眾冒著槍林彈雨把蔣捷連抬到29樓北側的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了一輛平板三輪車。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又截了一輛出租小汽車,由兩位陌生人把已經昏迷的蔣捷連抬到了車上。他說當時出租車裡已經坐了一位女士,他無法再擠進去,就被拉下了;他不知道汽車把蔣捷連拉到了哪個醫院。他說他騎了附近住戶的自行車去附近很多醫院尋找,但都沒有找到。

聽完那位同學報告的消息,我們反而冷靜下來了。我們首先想知道的是兒子是死是活,我鎮靜地問了一句:“子彈打在左邊還是右邊? ”那位同學不敢吭聲,他父親輕聲地替他作了回答:“是左邊。 ”這時我的雙腿一軟,栽到了地上,過了好一會兒才慢慢甦醒過來。當時我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盡快地找到兒子的下落;只要他能活著回到我們身邊,哪怕成了終生殘廢我們養他一輩子也都認了。

經過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完全喪失了自製力,整個地垮了。在這危難的時刻,多虧了我們的學生、同事和鄰居,雖然他們同我們一樣,剛剛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但他們置自身安危於不顧,冒著流彈危險,立即會同我們的親屬,分赴北京的各個醫院展開了拉網式的尋找。

6月4日的北京,猶如經歷了一場慘烈的戰禍,先前那響徹夜空的吶喊聲已經停息,但四處仍不斷有零星的流彈呼嘯而過;一路上到處是瀰漫的硝煙,到處是丟棄的坦克和軍車,到處是流淌著的血污……那馬路兩旁的樹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著頭,在為這慘遭災禍的古城哭泣、流淚。

蔣和我們的一位學生以及連兒的哥哥、姐夫等人分頭去了好幾個醫院尋找。他們踏著一攤攤殷紅的血跡來到躺滿傷員的臨時病房,懷著僥倖一個一個地查看著;他們來到一個個臨時設立的手術室,急切地想從手術台上發現我們的兒子;他們拿出兒子生前的照片,向所有能見到的醫生、護士查詢著;最後,他們又來到停放死者屍體的院子裡,又是一個一個地翻看著。但是,所有這些醫院、所有去​​過的地方,都沒有找到我們的兒子——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了的。

 

編者註:本文為《生於多難、殤於一瞬》14篇連載文章中的第12篇。點擊這裡進入全部文章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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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子霖,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組織者和前發言人——該群體由“六四”鎮壓中喪失親人的家屬組成,其一貫訴求是:真相、賠償、問責。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被戒嚴部隊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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