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方向性错误。应该与所有其他在这些问题上受到损害的国家形成联盟。TPP协议是到目前为止能与中国在亚洲进行竞争的最有效的非军事化手段。另外，虽然我同意这届政府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立场，但我认为，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而不是放在关税问题上。
在中国发生的诸多的积极社会变化中，大量中产阶级人群的增长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中产阶级在过去一年所经历的创伤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蒸发和被剥夺，执政党在思想上、言论上、个人行动上对公民的压制也愈演愈烈，中产阶级能够享受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小。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得不留在中国「与狼共舞」，成天面对著兽性不改的执政党，中国的中产阶级无法不胆战心惊。
由于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反感如此之深，一种真正的两党共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不太可能发生改变，除非习近平政权的对内高压和对外独断专行政策出现根本性逆转。由于无法预期习近平和北京当局会出现这种逆转，美中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有可能相当持久并且充满争议的时期。这是“新常态”，其存在有着真实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是早已被西方人淘汰的价值体系和奴役制度。美国人可以容忍其存在，但共产党不会容忍民主自由的存在，他们很正确地看到了两种文明的根本冲突。在国内不能容忍民主自由，在国际上他们也不可能容忍。善良的农夫终于醒悟到蛇的本性，是今后不被蛇咬到的开始。美国人终于醒悟到，奴役制度和民主自由不可能共存。
正如基辛格看到的，与中国摊牌不一定是特朗普的「初心」，而是他无意中终结了一个时代的结果。特朗普并没有为此做准备，更不用说美国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因此，美中对抗的下一个回合将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极大的一个回合。
彭斯的讲话代表了美国主流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认知有了飞跃。中国不仅对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地位带来挑战，而且对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也就是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带来了严重威胁。中共统治者要坚持与美国对抗，不易得到国内支持，很难“持久战”。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会悬崖勒马，这是由他的底线思维所决定的。
可以预见，美中在国企问题上的谈判僵局很难打破。习近平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而国企是经济命脉。它对中共统治太重要，中共不会轻言放弃。而国有企业、国家控股、政府补贴，成为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原罪，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眼中钉」。
在过去，经济学家的幻想是，只要和一个贸易保护的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就会慢慢让对方也变得尊重自由贸易。然而，博弈论证明，只有通过贸易战，才能让破坏规则者回到谈判桌上，为了避免利益受损，从而被迫选择自由贸易。否则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
美中台的当前格局已经年深而盘结，且三方都有相当的凝聚化，尤其是两岸渐行渐远：一边顽守其党军独裁体制，一边多元的宪政民主日益坚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欲将台湾统制于「一中」版图之内，其思维之腐朽，可谓已沦落在金三胖之下。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解决中国问题，还有赖于我们从历史的沉淀中走出来，通古今之变，面对严峻的现实，寻求内部突破之道。
中国股市低迷的根本原因来源于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习近平要从市场经济倒退到管制经济，从价值规律调节倒退到政治恐惧调节，这就是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如此荒谬的基本制度，如此无能的领导集团，如此消极的政府官员，这就是中国股市暴跌背后的基本逻辑。
搞反腐败应该有个交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反腐败是真正的反腐败，不是假的反腐败；是全面的反腐败，不是选择性反腐败；不是我想反谁的腐败，谁就腐败；我不想反谁的腐败，我就把他保护起来，就不承认，不认账，装聋作哑。我觉得，如果这样做那是人性丧尽。
强迫失踪在中国非常猖獗。从范冰冰到高智晟，从肖建华到王全璋，从小班禅到孟宏伟，从体制的受益者到反对者，从贪官到良心犯，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连制造恐怖的作恶者也不例外。失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恐惧人民共和国。
张海涛非常平静地跟我们说：“共产党的话你能信吗？已判19年，10年也是从轻，一年也是从轻，牠还有10年的命吗？我何必要去争取这个从轻呢？”“牠还有10年的命吗？”在我的心里共鸣。我不仅放弃了劝他妥协的念头，反而坚定支持其坚守和不认罪的选择。
新疆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与西藏相似。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单位，覆盖着中国领土的1/6；能被中国当作基地去影响周边邻国。新疆也像西藏一样有经济价值，既有油气资源，也能作为通道从哈萨克斯坦输入能源。它还是中国核子武器和导弹试验的场所。
余英时从没有乡愁，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那丛林中的余府，后来竟门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无论天涯海角，名士布衣；大陆从政府到学界，常常有各层级的人物希望造访余府，其间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乡潜山的“父母官”们，竭尽全力邀请他衣锦还乡，却从未如愿。
1989年中国涌现众多爱国反腐的民主志士，他们为民请命，舍命一搏，有多少人因此陨命，有多少人留下残疾或落下病根，但他们却默默无闻，然他们的高贵品德，堆砌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最值得后人特别记取。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89届学生曹守礼先生当入此列。
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我们似乎总是错误地选择了那条遍布荆棘、注定充满苦难的路。对清王朝来说，辛亥革命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它的颟顸、无知与贪婪一步步将自己推上了断头台。百年来的时局动荡、血流漂杵，为中国人的悲剧性命运增添了又一个沉重的注脚。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只要不向前走，就只好选择国粹。每到危机关头，总是进退失据。不是怂的像滩泥，就是硬得像根棍，只不过是根泥巴棍，结局是被打碎。少数的明白人，还总也得不到好，弄得不好，不是像郭嵩焘那样被弃用，就是像袁昶和许景澄那样丢了脑袋。中国的事儿，两个字：难办。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社员和旧西藏的农牧民，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农奴？名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主，而毛泽东则是最大的奴隶主。万里同志是有这个意识的，他曾对随行人员说过：人民公社是集中营，公社社员是农奴。不过他没敢在公开的场合和报告中这么说，因为这是给党抹黑。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是向左还是向右？所谓“不忘初心”，当然是要向左走，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却又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主张，似乎滑入了希特勒式的民族社会主义思维，所以，有人担心愈来愈集权的习氏中共政体会走向“右翼极权主义”。
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动物的天赋权利，享受财产权是人及其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尊重财产权与否，不仅是人类的文明状态与动物的蒙昧状态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水岭。不承认这一分水岭，就意味着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与动物的分野。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