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頭真夠大的！厚厚的四卷，七十七篇以前發表的文章，多為西方專家用英文所撰寫，另有幾篇譯自中文。本書的主題是中國官方所認定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這一用語是否準確也是本書的主題——它們由一億兩千三百萬人口構成，或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點四四，但卻佔據了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國家領土。

在本書的著名專家中，除了編輯外，還有杜磊（Dru Gladney）、羅伯特·巴尼特（Robert Barnett）、梅爾文·戈德斯坦（Melvin Goldstein）、裴克凜（Nicholas  Bequelin）以及瓊·托伊費爾（June Teufel）。一些主要在其專業領域知名的研究少數民族的學者也包括在內，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嚴汝嫻，她在文章中提供了不到三十萬人口的納西族的詳細資料。

本書中普遍認為漢族人——中國的多數族裔——看不起非漢族人。這奠定了北京當局在履行其「文明使命」——將少數民族的經濟提高到相對平等的水平（一般而言他們比漢族人窮得多），而且還要提高其文化水平——時改採取的態度；而這種態度令部分（並非所有）少數民族有一種屈辱的感覺。在本叢書中，許多少數民族被說成是樂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其他一些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和藏族，則是難以駕馭的。

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麼勞特裡奇出版社（Routledge）要出版這麼一套大部頭的叢書——與其它七套四卷叢書一起，包括《亞州女性》和《大日本帝國與世界：1931-1945》。關於馬克林的選集，我在網上搜索了其中的一些作者，並找到其大多數的評論和文章。那麼誰會是這四卷叢書的讀者呢？

很少有圖書館會對這樣的叢書收藏一套以上，僅有極少數學者會購買一套。然而，本叢書提供了綜合全面的信息和觀點。大多數撰稿人都認為中國政府由於將馬克思和斯大林作為其觀點的根本基礎，因而在提高少數民族經濟水平的同時也凌駕於其之上。問題在於誰是受益者——通常是那些居住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漢族人。

亨利·施瓦茨（Henry Schwartz）展示了共產黨的少數民族政策變化的過程，在1949年前，那時（我不清楚具體時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承諾所有少數民族有權脫離中國，並保證共產黨將幫助少數民族推翻其統治者並發展其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卷1，234頁），而當共產黨掌權以後，少數民族的這一權利則「悄無聲息地被摒棄，而逐漸被以堅持中國的領土完整所取代」。

在另一篇由杜磊撰寫的文章裡，我們讀到，在1989年5月12日，天安門廣場示威期間，3000名穆斯林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高喊「消滅中國的薩爾曼·拉什迪！」（卷3，265頁）。他們是在抗議名為《性的習俗》一書的出版，因為他們認為該書詆毀了伊斯蘭教。我不確定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裡是否有人注意到或記得那次遊行，但是該書卻隨即被禁，一千三百萬冊書被沒收（卷3，266頁）。在那次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反政府宣洩之中，該穆斯林遊行是經過官方批准的，並且該事件被刊載於《人民日報》的頭版。這是一次少數民族「向政府的抗議，而非與政府的對抗」（卷3，268頁）。

在其他章節裡，杜磊寫到了少數民族的「色情」，而這是國家所批准的，正如許多在中國的遊客所見，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提供性感的舞蹈和歌曲表演。就像瑪麗·辛克德（Mary. L. Cingcade）和阿什克德·寇茲（Ashikd Kolds）在文章中所述，中國西南部一個更名為香格里拉的小鎮，通過給人一種印象——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的故事可能在那裡真實發生過——而繁榮起來（卷2，251頁，281頁）。富有的漢族男人飛到那些地方與「本土的」、「放蕩的」少數民族娼妓廝混——實際上她們通常是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年輕的漢族女人。在另一篇文章裡，本·希爾曼（Ben Hillman）和李-安妮·亨福瑞（Lee-Anne Henfry）寫道：「因此，中國關於民族關係的論調具有隱喻現代漢族男性對原始少數民族女性統治的特色（卷3，第5頁）。他們援引杜磊的說法——杜磊說，相比之下，少數民族男性「通常被色情化為體魄強健且精力充沛，或擁有非凡的力量」（卷3，第5頁）。杜磊還指出，中國城市裡的性用品商店出售一種用西藏人做廣告增強男性性功能的產品，叫做「金剛神油」。在其可能的營銷策略之中，還有以「中國陽剛藏人協會」做招牌的（卷3，第9頁）。

學者們的思想或政治觀點，則上升到明顯以中國與西藏的關係以及所謂的「藏獨」問題的層面。西藏學家羅伯特·巴尼特分析了2008年遍佈西藏以及藏人聚居區的反中國人的暴動，這是一起罕見的藏人暴力事件。他指出，這是在互聯網時代發生的最早的抗議（與埃及和突尼斯的起義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藏族詩人唯色和她的丈夫、中國作家王力雄在北京建立了一個非官方的網站；信息的交流促成了約150個大小事件的爆發，有時甚至是發生在一些偏遠的山村裡（卷1，473頁）。當地中國官員樂觀的匯報誤導了北京當局，這令北京當局現在以壓倒性的武力來應對。

與巴尼特先生的觀點相比，沙伯力（Barry Sautman）律師的觀點則與北京當局相差無幾。他對西藏流亡組織，同情達賴喇嘛的西方人士以及部分西藏學家作了輕蔑的描寫。沙伯力先生很欣賞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988年我在拉薩採訪過他，當時他擔任西藏黨委書記；他表現出對西藏人的強烈反感——的決心、承諾和智慧，並主張胡錦濤與達賴喇嘛進行直接對話（至今北京當局仍然拒絕與「犯罪分子達賴」進行對話）。但是，如果真的進行這種對話，應提醒沙伯力先生：「胡錦濤和達賴喇嘛有一天可能會共享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已經獲得過一次）」（卷4，71頁）。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的話，那麼有一點是肯定的：胡先生不會與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在監獄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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