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料图：西藏文革（唯色提供）

奥威尔在《1984》的附录“新话的原则”中写道：“新话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种适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智力习惯的表达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这样在新话被采用、老话被遗忘之后，异端思想……就根本是不可思想的了，至少只要思想还依赖文字，那就会这样。”“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

而最近发生在天朝强国的新鲜事之一，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是，据说为了“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一个民谣乐队原本名为“反骨”，却不得不改成“正骨”，随后，“音乐圈纷纷响应组织号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比如，“逃跑计划”改为“长征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改为“社会主义青年旅社（国营）”，“惘闻乐队”改为“新闻联播乐队”……当然这些所谓改名是一种恶搞，我也兴致盎然地参与了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友人给我改的名，建议把“唯色”改成“唯一红色”。

笑喷归笑喷。其实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在进行之中，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新话。比如文化大革命有“破旧立新”，而今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换汤不换药。对此我是有研究和心得的。因为我在依据我父亲拍摄的数百张西藏文革照片，而做的有关西藏文革的调查、采访和写作，最终完成的《杀劫》图文书（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出版，2016年再版）中，有一章即是以多幅传统旧迹被改了新名字的照片来展示所谓的“破旧立新”。

是的，“破旧立新”的标志之一正是改名字。这甚至是重要标志之一。在1966年的“红八月”[1]及其之后接踵而至，风行全中国包括已成为“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图伯特。这是因为从毛泽东的革命小将的口中，响彻当时整个中国的两个“非常化”——“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识形态的口号变成了两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无前、左奔右突的挥舞和砍杀下，但凡“四旧”几乎无一逃脱被“非常化”的命运。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为革命的风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

而在1966年8月的拉萨，正如当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言：“一个‘破旧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拉萨全城。”然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不论报纸或广播等媒体，对其中一个革命浪潮，也即“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是如何将诸如大昭寺之类的“四旧”轰轰烈烈地“非常化”，不但不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只字不提；而对另一个革命浪潮，比如给那些旧的事物——用一本文革研究专著中的话来描述，就是“红卫兵‘一看就怒火冲天，再也无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标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们‘革命化’了”[2]——或者给即将出现的新事物，赋予一个具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反倒大书特书。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而有些事情则可以昭示天下，大肆张扬呢？

把改名字列入“破旧立新”的项目之一实在是用心深远。表面看，所谓的改名字很形式化，无非是将两个“非常化”渲染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新气象而已，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什么是姓名？姓名仅仅是一种符号吗？最初的姓名在根本上与什么密切相关？——历史，传统，以及某种类似个性的风格吗？那么，改名字是不是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言：“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3]

而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传统。这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改名字（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改名字）的矛头直接对准的并且予以重创的就是传统。且不说在中国各地被“非常化”的有多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说在整个图伯特，同样被“非常化”的亦不知有多少象征图伯特传统文化的事物，比如帕廓，比如罗布林卡，比如夹波日，比如门孜康，等等。

注释：

[1] “中国的红卫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称为‘红八月’，当时有几千个北京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但是，即使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和死亡都没有被媒体报道。对文革受难者，当局只报道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做法，使得他们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文革的大图景也被扭曲了。可是，‘红八月’红卫兵杀戮的铁证并没有消失。人们也不会忘记，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以及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支持。接着，北京校园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万众瞩目之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会后，红卫兵暴力急速升级。……同时，被打对象从教育界扩展到和平居民。”——《文革红八月铁证渗血》，作者王友琴，转自www.epochtimes.com/gb/1/2/15/n47858.htm。

[2]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页61。

[3] 《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48—49。

（二）

图说：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拉萨著名的老街帕廓被改名为“立新大街”。（图片翻拍唯色的书《杀劫》，原图为唯色的父亲拍摄）

1、帕廓变成“立新大街”

“帕廓”（又写成“八廓”）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按照译为藏、汉、英三种文字的《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的介绍，“拉萨市有三层转经道：围绕大昭寺内各殿堂的廊道为内转经道；围绕大昭寺的路线为中转经道；东至清真寺，南为林廓路，西到药王山，北以小昭寺范围内的拉萨市中心区的路线为廓（即外转经道，全长约10公里）。由此中转经道即叫‘八廓’。” [4]

也就是说，帕廓是因大昭寺而形成，其最早的雏形是在壁画上可见的那些在七世纪时候的大昭寺周围犹如堡垒似的石屋和篷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拉萨唯一的一个社区。如书中所记载的，“八廓街铺石而成的路面有一公里，其两侧林立的商店、民居、庙堂和马厩等整齐的建筑群围绕着大昭寺，其风格特色格外引人注目，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商贾、集市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 [5]在这条街上，既缭绕着世俗生活的日常气息，又洋溢着脱离世俗的宗教追求，炊烟与香火、锱铢与供养、家常与佛事十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而在外来的新政权尚未接替之前的西藏，这条街上还设立的有一些旧政权的机构，如“郎孜厦”（“原为堆龙郎孜德巴在拉萨的住地而称为‘郎孜厦’。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改为拉萨市法院，第二层为办公地，第一层作监狱，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6]在习惯上，“郎孜厦”被视作是市政府的监狱）、医院、邮局、军营、警察局和市政府等，因此帕廓不仅仅是提供转经礼佛的环行之街，而且是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

不过，帕廓街这个地名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汉语拼音发音为“Ba Jiao Jie”），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1950年大军进入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Guo”，于是帕廓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意绝非指这条街有八个角，它原本的藏语发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1966年8月28日这一天，帕廓街，不，被四川人最早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不管是“帕廓街”还是“八角街”，这条街从此改名为“立新大街”了，藏语发音为“萨珠朗钦”。

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斗私批修”、“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路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在当时要把这“立新”二字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到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发音成藏语中的“猪肉”、把“路线性”发音成藏语中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在《论文化与艺术中的革命》一文中写到：“在20年代与30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7]

肯定有很多藏人并不认识“立新大街”这个新名字，即使它已经翻译成了藏文。肯定有很多藏人并不习惯“萨珠朗钦”这个新名字，即使这已是藏语发音。就像当年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不再叫多吉、巴桑、尼玛、曲珍，而改叫卫东、胜利、红旗、永红之类。就像有一家如今已开了多个分店的甜茶馆，更有名气的不是它的甜茶和藏面，而是它的名字“革命”。其实它本来的名字叫做“清真饭馆”，因为老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已经几代居住拉萨并与藏人通婚的“藏回”。而“革命”是老板早已病故的弟弟的名字。老板说，她的弟弟原名叫伊苏巴，文革时改名为“革命”，那时他才七八岁。“革命”于1980年代开张，生意非常好。

还有一些街道也改了名字，如：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如同绿松石的房顶）改为人民路、坚斯厦（又写江思夏，“坚斯”意为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厦”意为布达拉宫东面）改为北京路。各居委会也改了名字，如：八角街居委会改为“立新”居委会、丹杰林居委会改为“光明”居委会、河坝林居委会改为“东方红”居委会，等等。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

光阴流转，风水流转，当“神界轮回”再度逆转的时候，“立新大街”这个名字被取缔了。据曾经当过八角街居委会主任的一位妇人回忆：“1959年以后，我们这个居委会叫八角街居委会，文革时候改为立新居委会，后来又叫八角街居委会了。记得是1981年前后，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城关区群培区长说还是用老名字吧，新名字不适合了。就这样，名字换来换去，又变回去了。”于是，曾经贴满大字报和漫画、曾经游斗“牛鬼蛇神”的“立新大街”，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条转经的宗教街和做买卖的商业街了，如今更是中国游客熙熙攘攘的景区或迪士尼乐园之街，也是武警、特警、公安、便衣、线人以及监控摄像头最多的街。

注释：

[4]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10。

[5]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10。

[6]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20。

[7] 《一个犹太人在今天》，（美）埃利•威塞尔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279－280。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8-09-20, 09-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4期，2018年9月14日—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