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国旅行了5个星期。那时离毛泽东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十年，人们还是不敢与外国人攀谈。虽然我和小女儿吸引了满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茫然地盯着我们。因为担心“老大哥”在背后盯梢，我与人只有过为数不多的低声交谈。 当我1989年4月重返中国时，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自由化亢奋时期。学生、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馆、宿舍、公园、美发店等场所兴奋地展开辩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作家、记者、电影导演和纪录片制作人敢于触及自共产党1949年以来即列为禁忌的话题。当时颇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气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

本书解构了关于中共统治中国的最后幸存的神话之一：从1949年“解放”到1958年开展大跃进，那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许多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这一说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产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统治中国的时期。 《“解放”的悲剧》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到了这一点。冯客是一位“震慑”派历史学者。在他的前一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他搜集了大量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的证据，并把它们与其它公开发表的内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冯客认为，从一开始，中共就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国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对整个社会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泽东从1940年代初为在党内进行控制一直在做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 高文谦 选摘： “特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这次事件是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这跟以往不同。以往往往只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行业，而这一次是跨地区、跨行业，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公民行动；不仅是新闻界同仁纷纷起来用各种方式声援南周，而且现在已经从南周延烧到北京新京报，全体员工的集体拒绝刊登；还有一个是草根维权民众与社会精英结合起来，而且两岸三地的学者都站出来发表声明，还包括平时不大出来的儒学大老、影视界明星也都用各种方式发表声明或表达自己的看法。” 看视频: http://youtu.be/QZoaNZw40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