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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ights Forum

本书的副标题已提示了艾米莉·T·叶的主要观点:西藏正随着中国人的占据发生变化,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慷慨的行为,甚至是一份赠礼,但藏人所经历的却是压迫。由此叶女士得出了其中一个从她经常引用的理论家那里总结的看法:“从来没有免费的礼物。相反的,礼物始终是双刃剑,它包含了赠品和毒药、慷慨和暴力、分享和欠债。”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它并非总是如此,但对于中国和西藏来说,却是不争的事实。 围绕这一主要观点,我觉得,叶女士对藏人的行为甚至肢体语言的观察很独特。她的总体观察是,少数民族人士往往被发达国家的观察家或雇主谴责为懒惰(过去美国南方的奴隶绝对是这样的情况,今天继续用来侮辱非洲裔美国人)。她指出,在世界各地...
低估的不守诚信 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它是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将人权列入外交政策议程当中的事件之一。从那时起,外交官、活动人士、学者以及其他人已经在辩论支持尊重中国人权的最佳途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毫不妥协,而现今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更坚定了中国的立场。在20世纪90年代,标准的外交工具包括将贸易与人权状况挂钩,迫使北京政府释放监狱中的犯人或流放海外,在联合国通过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决议,并试图让中国官员参与到更为系统的关于人权的讨论当中。 但在随后的十多年, 随着中国政府威胁采取经济和外交手段打击报复的实力大大增强,...
权利乃是上帝的恩典,是人的尊严本有之物。维权之所以成为运动,乃是法治的根基尚未确立的体现。 一、关于参与公民维权运动 昝爱宗(下称昝):请问唐荆陵律师,您曾经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工作,又在广州这片真正改革开放的热土工作多年,亲身经历几期有意义并轰动的维权运动,必有深刻体会,请您总结一下当下公民维权运动的得与失,您是如何介入的,以及今后的发展路径?维权实际上是利益之争,与政府这个虎谋皮,还需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智慧和勇气,请问支撑您信心的来源在哪里? 唐荆陵(下称唐):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大陆一大批维权人士以及维权律师站了出来,在诸如私有产权(陕北石油以及各种土地、...
龚纪芳,女,1970年4月14日生,上海人,家庭所在地内蒙古包头市,生前是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从天安门撤至六部口的时候,左上臂中弹(炸子)倒地,因毒瓦斯中毒造成昏迷,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年仅19岁。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 我们很早就知道有一位女大学生——龚纪芳遇难,但是她家一直拒绝我们了解和探访。今年正好去看望外地难属,便有机会前去她家看望她的父母。 2013年10月7日我们到达包头后,由难友与龚纪芳父母联系,10月8日在征得龚纪芳的母亲同意后,我们到她家探望。见面后大家都很激动,毕竟是同命相连的难友,...
李评,男,1967年生,辽宁丹东凤城人,生前是北京首都师范学院政教系三年级大学生,一位优秀的学生会干部。 6月3日晚左面颊中弹,6月4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年仅23岁。 1989年6月3日李评和同学们得知下周准备复课,晚上和几个同学在校门口拦了一辆卡车,想最后去天安门看一看。但是卡车还没有到木樨地就无法前行,因为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聚集在长安大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大家下车步行向东走;此时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扫射,李评左面颊中弹。他被同学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4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尸体存放在复兴医院太平间,后来由学校领回,存放到首都师范学院附近一个小医院。...
任文联,男,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1970年生,遇难前是北京科技大学采矿系一年级大学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长安街六部口头部中弹,一只胳臂被轧断,左胸腔被轧扁,因伤势过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死亡,年仅19岁。 2013年10月3日我们乘火车去巴彦淖尔市,经过14个小时的旅程,于次日凌晨3点40分到达临河。任文联的弟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任文联的父亲任金宝,今年75岁,一位善良朴实、性格豁达的老人。他有6个子女,老伴已去世多年,大女儿、二女儿在老家务农,三女儿在中学当老师,四女儿患脑瘤于2013年病故。大儿子任文联是学习最好、最有前途、能考上北京的大学生,他是全家人的骄傲和希望。...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连儿牺牲之后,一些与我们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劝慰我们:“想开些吧!好在连儿还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从表面看来,我们是个多子女的家庭,三个子女中连儿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读博士学位,姐姐已大学毕业,在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传媒中心当会计。平日里每逢节庆假日就是家庭聚会之时,此时的连儿最开心了,哥哥带着女友,姐夫陪着姐姐回家,欢聚一桌,其乐融融,好不热闹的一大家子。 可是,谙知我家内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连儿,对我们两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于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难的日子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几位校医突然进屋来给我注射针剂,几乎是同时,来人把我丈夫蒋叫了出去。见此情景,我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过了一会儿,蒋回屋来对我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听到丈夫亲口告诉这个噩耗,连日来那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时间化为乌有。此时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镇静,也未昏厥,只是头脑里一片空白,丧失了思维能力——似乎时间停止了,空气也凝固了。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只是呆呆地望着周围的人们。“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来吧!”同事大声喊道。在众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终于哭出了声音;但由于大夫事先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 十一 ) ( 十三 )( 十四 ) 自从4月15日北京发生学潮,连儿显得特别关心,每天下午放学后,他从人大到北大到清华观看抄写大标语、大字报,在几所学校里来回穿梭,回家后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他的见闻。4月19日晚上,他听说大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一定要去参加。我们说太危险不能去,他说他就去看看,到了那里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我们还是不放心,结果由他的姐夫陪着他去。 我们的儿子最担心的是广场学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着我们深夜独自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大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头班公交车赶回学校上课。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校门口设立了一个《北京之音》广播站,...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六四”二十五年后,我静下心来回顾连儿短暂的一生,感到这孩子到人世间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后期,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运年代。整个八十年代正是他从儿童嬗变为少年的时期。那十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在近现代数百年间难得的幸运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言论开放、管制宽松。人们渴望变革、毫不掩饰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 连儿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像海绵一样吮吸着新思想一天天长大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教授美学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学,最先接触各种西方舶来思想。人民大学校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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