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光之死，如同半年前刘晓波之死，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深刻的终结感：新极权日臻完备，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政治改革话语，与维权运动所代表的法治化路径，都已经走到尽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夜黑无边。李柏光死了，如同刘晓波，如同杨天水，如同曹顺利，如同一个个在黑暗中倒下的人，他们的生命成为黑暗中的点点星火。
李文足既有智慧又勇敢，我们为她喝采。”“作为一个女性，她很坚强，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道德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她这种行动才能让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这些被非法关押和迫害的律师。”“昔有孟姜女，今有李文足”。
李文足的情况和我十几年前被从北京绑架回山东老家的遭遇十分相似。中共在山东临沂东师古的邪恶之举进行了长达七年多，如今在北京石景山李文足的楼下进行了两天，便在各方谴责声中进行不下去了，只好夹着尾巴草草收场。这是因网络和社交媒体日益发达，使中共的罪恶越来越难以掩藏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自1989年以来，斯诺夫人不仅明确表示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且坚持对中共的暴行进行批评，并坚定地支持6.4屠杀的受难者及活动人士。2000年6月，斯诺夫人从瑞士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办的六四屠杀11周年的烛光纪念晚会。“六四屠杀让我醒悟。”她谈到自己的变化。虽然她去世了，但她的精神和良知将激励我们所有的人。
尤维洁：每一个离开人世的父亲、母亲们虽然走了，眼睛是闭不上的。在他们内心，留下的遗憾是29年了，没有看到能给我们公平、正义这一天。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难受，因为我觉得这是国家在对人民犯罪！‘六四 ’惨案不解决，怎么能够谈到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得到福祉、得到幸福？！”
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达到共识︰第一，全面检讨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政策失败。第二，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的竞争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第三，美国不会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会加大“大棒”的力度，缩小“胡萝卜”的手段，用抵制、惩罚甚至报复的方式，逼迫中国改变。
如果用“转型”这个词来讨论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话，一定要非常慎重，因为有一种转型，其实叫做倒退。放眼世界，以倒退的形式进行的所谓“转型”也并不是只有中国一家。中国一旦加速进行倒退式的转型，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都是极大的挑战。如何因应中国式转型，恐怕是“转型”这门显学中，目前最需要关注的课题。
美国和中国当前的这场争端表面体现在贸易上，本质上却是制度之争。现在的世人可能搞不懂中国政府无所不能的制度，但是却知道这种制度对世界公平贸易秩序的破坏，也感到了它对自由企业制度和更广泛的国际秩序的威胁。
中国显然吸取了苏联崩溃的教训，把自己的经济体系和西方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就像一个蚂蟥一样，不仅仅是停留在牛的表面，而且钻入了牛的血管之中。西方世界每年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就相当于一头牛在给蚂蟥吸血。川普总统的贸易战不是不应该，而是已经太晚了，只能止血而已。如果要想像苏联那样让中国崩溃，需要一场冷战：冷战2.0。
千禧代的「段友」网络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因而是开放的社会网络，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并非基于西方经验産生的政治理论，而是基于自身对自由的体验，是基于这种体验基础上的共同情感。中共当权者正借助复辟「血统论」来强化专制，这就令千禧代成为当权者史无前例面对的对手。
当美国开始打我们耳光的时候，除了抗议和反对或反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反省和反思。检讨自己，找到问题，纠正错误，方能有正确的应对之策。越早反省和醒悟越能争取主动，再执迷不悟，就来不及了。
我深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会比前苏联走少一点弯路，也有着比俄罗斯更好的理由和能力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因为那时的中国将会经历得更多，观察得更多，比解体后的俄罗斯更成熟，民主一定会更坚固，更深得人心。国难兴邦，斯之谓也！
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西藏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正在以多样化理念逐步摆脱流亡社会的同一性，探索不同方向和道路。既民主又不要政党竞争的模式是什么，目前还不能清晰地看到。我们期待流亡西藏的民主探索最终能找到答案，那也将是给予人类民主事业的创新性贡献。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人权是隶属于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人权（作为个体的自然权利和作为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就没有民主的来源。中共作为反逻辑的头号先锋，在其统治大陆开始，就以欺骗和镇压，将大陆民众的人权全部没收；在面对国际社会时，高喊人权口号，刻意制造混乱，由此形成的就不再仅是一般的非法政治状况，而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暴政体。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决议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民而设，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72年后德国人终于明白：国家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中共现在不断重画政治红线，言论及学术研究，必然会无形地出现各种禁区，令不少人却步，但我担心中共专制政权所要达到的目的，还不止于要港人噤声，港人的思想自由也在受到威胁。对专制的当权者来说，惟有控制了人的思想，那才一劳永逸。
说到底，内涵段子被封，还是因为段友们从一开始就觉得“低俗”“搞笑”不是政治，没有危险，大伙儿“非政治化”是安全的。这种理念从“六四”之后就在大陆风靡，现在大家挺愤怒，但是并不一定明白，究竟愤怒什么？老一点的爷们，看着网络上的“滴，滴滴”视频，都觉得“后生可畏”，恐怕也低估了体制的凶恶。
托克维尔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同样，“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能使囚徒变成自由人”。追求民主只能缘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日久而弥新之所在。
林昭对人类普遍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坚定信念，对个人生命价值——人权、独立和正直——的坚定守卫，是她毫不犹豫以热血和生命为之奉献的崇高精神事业。看到这一点，就会深刻懂得林昭的情感、性格、灵魂的伟大和壮丽。
在公共讨论中，尽量多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少用或不用艰深的学术词汇，少掉书袋；不质疑别人的发言资格，任何人都有发言权；除非有可靠的证据，尽量不猜测别人的发言动机；不扣帽子，不在道德上评判对方，尽量少用刺激性的语言；接受正确的批评，无论对方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有认错和道歉的勇气。
迟至今日，西方人终于走出了经济决定论的误区。这固然让人略感欣慰，但是我又担心，西方会不会又落入另一个误区。现在不少西方人认为，既然中国并没有伴随经济发展而走向自由民主，可见西方的那套观念不适合于中国，可见普适价值并不普遍适用而只是西方价值。这就落入另一个认知误区了。
操作系统需要“生态”，创新也需要生态，也就是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首先，要有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了市场，才能提供创新所需的分散试错的机会；有了好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创新者从创新中获益，从而鼓励更多的创新。其次，要鼓励自由思想和自由交流。“墙国”凭什么创新呢？
高科技互联网是中共的天敌，应用高科技互联网的一代也必然成为中共的天敌。中共以低俗之名关闭“内涵段子”，实是政治原因。说内涵段子低俗，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低俗的权利，何况选择低俗，一方面是中共宣传“高大尚”的破产，另一方面是对高贵的反抗精神的残酷镇压所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