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寻求赔偿，加入维权行列

整个早晨，他们三五成群陆陆续续来到市中心，持续的倾盆大雨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但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中有些人还拄着拐。到了中午，大约300位来自中国河南省各地或其它地方的上访者，在省会郑州的省民政厅前集合，他们希望省里的干部会接受他们要求政府赔偿和帮助的申诉。

这些上访人士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不当采血卖血计划的受害者。大约70万中国农民从污染的血液中感染了艾滋病毒或艾滋病。艾滋病的蔓延与政府采供血系统混乱和管理不善直接相关。将近20年过去了，政府依然对这些受害者的悲惨处境熟视无睹，也不愿意对输血丑闻承担责任。

他们是中国人口中最贫穷、最受欺凌的群体，没有文化、缺少就业技能，其中大部分因为身体衰弱而无法工作。但与此同时，当需要组织起来和相互帮助的时候，他们又是中国最能干的群体。

中国的艾滋病受害者正在跨省组织起来，通过社交媒体，如中国的推特——微博，以及类似于Skype的聊天工具QQ群，与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活跃人士、民间社会组织和支持者进行联系。他们主要是贫穷的农民，没有电脑，但多数都能通过智能手机上网。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也是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家乡，那里的艾滋病患者甚至已经常设地区负责人来进行协调——这些负责人在组织数百名上访者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8月27日数百人到省政府办公楼前的请愿就是他们组织的。

8月27日前，河南各地的地方官员通过对上访者通讯联络的监控已经知道计划中的上访行动，并已采取了措施不让他们进入郑州请愿抗议。我拜访过一个农户，屋外站着两名政府官员，不让一位活跃人士离开家。这位活跃人士的妻子、自己的六位兄弟姐妹中有五位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是家族中唯一未得艾滋病的人。但是当局的行动已经太迟了。这位活跃人士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受阻，几天前就已经离开家了，官员们根本找不到他。他正藏身于郑州，将是抗议者中的一员。

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患者也获得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如“惟谦艾滋法律援助中心”（Korekata AIDS Law Center）和爱知行研究所的很大帮助。后者是中国首家普及艾滋病常识的维权组织。这些民间组织靠国内外提供的经费运作，而大部分草根组织的资金靠中国网民群体的捐赠支持。

今年3月，中外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题为《中国血液污染事件及处理建议》。报告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和在北京的惟谦艾滋病法律中心共同发布。报告记录了要求政府赔偿的紧急理由和现行机制——如司法和信访机制——的失败。惟谦的研究人员访问了偏远地区的村子，对30名污血灾难受害者作了采访，并研究了另外30名受害者的详细病情。

中国政府估计大陆有大约7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其中65,100人是通过卖血被感染的。但惟谦中心的创办人李丹认为，仅污血感染的人数就有100万，其中仍存活的只有受感染总数的10%，即10万人。

叶海燕以其网名“流氓燕”而闻名。她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但全国各地到处跑。虽然她的主要工作是为性工作者维权，但也一直积极帮助艾滋病受害者。2012年7月，我在北京与她和一位12岁的艾滋病患者会面，几天后又碰到她和几位患者和年轻的志愿者在一起。7月，她刚参加了在美国和印度举行的性工作者大会回到中国；8月，她在郑州与艾滋病上访者见面。

刘喜梅是叶海燕曾帮助过的艾滋病受害者之一。刘10岁时因一次农田事故住院，输入污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告诉我，几年前她在一个艾滋病会议上与叶海燕不期而遇。那时，她很绝望，正处在自杀边缘。叶海燕把这位年轻妇女介绍给艺术家和活跃人士艾未未，艾未未送给她一部崭新的手提电脑，从而改变了她的生活。叶海燕教刘喜梅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给予她感情上的支持。刘喜梅得艾滋病的消息传开后，受到自己家里和同村村民的排斥。刘喜梅现在在为艾滋病受害者进行呼吁，她还在学生志愿者的支持下，在河南家乡的县城管理一家小旅馆，为贫穷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

刘喜梅和叶海燕同两位河南的大学毕业生文刀（本名“程帅帅”）和曹小东联合起来。两位学生2012年夏天自己花钱在郑州的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附近开了一家小旅馆（艾滋公寓），这样，贫穷的艾滋病受害者来省城看病时就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不过，在几个月中他们已经换了四个地方——在知道了他们开小旅馆的目的后，他们不是被房东赶走就是被当地警方赶走。但他们不为所动，继续寻找新的地点。

慕亦仁，美国自由撰稿人。自1985年以来一直报道关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消息。他曾任职于《新闻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和《南华早报》，自199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