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头真够大的！厚厚的四卷，七十七篇以前发表的文章，多为西方专家用英文所撰写，另有几篇译自中文。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官方所认定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一用语是否准确也是本书的主题——它们由一亿两千三百万人口构成，或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四四，但却占据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领土。

在本书的著名专家中，除了编辑外，还有杜磊（Dru Gladney）、罗伯特·巴尼特（Robert Barnett）、梅尔文·戈德斯坦（Melvin Goldstein）、裴克凜（Nicholas  Bequelin）以及琼·托伊费尔（June Teufel）。一些主要在其专业领域知名的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也包括在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严汝娴，她在文章中提供了不到三十万人口的纳西族的详细资料。

本书中普遍认为汉族人——中国的多数族裔——看不起非汉族人。这奠定了北京当局在履行其“文明使命”——将少数民族的经济提高到相对平等的水平（一般而言他们比汉族人穷得多），而且还要提高其文化水平——时所采取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令部分（并非所有）少数民族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在本丛书中，许多少数民族被说成是乐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其他一些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和藏族，则是难以驾驭的。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要出版这么一套大部头的丛书——与其它七套四卷丛书一起，包括《亚州女性》和《大日本帝国与世界：1931-1945》。关于马克林的选集，我在网上搜索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并找到其大多数的评论和文章。那么谁会是这四卷丛书的读者呢？

很少有图书馆会对这样的丛书收藏一套以上，仅有极少数学者会购买一套。然而，本丛书提供了综合全面的信息和观点。大多数撰稿人都认为中国政府由于将马克思和斯大林作为其观点的根本基础，因而在提高少数民族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凌驾于其之上。问题在于谁是受益者——通常是那些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

亨利·施瓦茨（Henry Schwartz）展示了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变化的过程，在1949年前，那时（我不清楚具体时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承诺所有少数民族有权脱离中国，并保证共产党将帮助少数民族推翻其统治者并发展其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卷1，234页），而当共产党掌权以后，少数民族的这一权利则“悄无声息地被摒弃，而逐渐被以坚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所取代”。

在另一篇由杜磊撰写的文章里，我们读到，在1989年5月12日，天安门广场示威期间，3000名穆斯林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广场高喊“消灭中国的萨尔曼·拉什迪！”（卷3，265页）。他们是在抗议名为《性的习俗》一书的出版，因为他们认为该书诋毁了伊斯兰教。我不确定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里是否有人注意到或记得那次游行，但是该书却随即被禁，一千三百万册书被没收（卷3，266页）。在那次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宣泄之中，该穆斯林游行是经过官方批准的，并且该事件被刊载于《人民日报》的头版。这是一次少数民族“向政府的抗议，而非与政府的对抗”（卷3，268页）。

在其他章节里，杜磊写到了少数民族的“色情”，而这是国家所批准的，正如许多在中国的游客所见，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性感的舞蹈和歌曲表演。就像玛丽·辛克德（Mary. L. Cingcade）和阿什克德·寇兹（Ashikd Kolds）在文章中所述，中国西南部一个更名为香格里拉的小镇，通过给人一种印象——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故事可能在那里真实发生过——而繁荣起来（卷2，251页，281页）。富有的汉族男人飞到那些地方与“本土的”、“放荡的”少数民族娼妓厮混——实际上她们通常是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年轻的汉族女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本·希尔曼（Ben Hillman）和李-安妮·亨福瑞（Lee-Anne Henfry）写道：“因此，中国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调具有隐喻现代汉族男性对原始少数民族女性统治的特色（卷3，第5页）。他们援引杜磊的说法——杜磊说，相比之下，少数民族男性“通常被色情化为体魄强健且精力充沛，或拥有非凡的力量”（卷3，第5页）。杜磊还指出，中国城市里的性用品商店出售一种用西藏人做广告增强男性性功能的产品，叫做“金刚神油”。在其可能的营销策略之中，还有以“中国阳刚藏人协会”做招牌的（卷3，第9页）。

学者们的思想或政治观点，则上升到明显以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以及所谓的“藏独”问题的层面。西藏学家罗伯特·巴尼特分析了2008年遍布西藏以及藏人聚居区的反中国人的暴动，这是一起罕见的藏人暴力事件。他指出，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的最早的抗议（与埃及和突尼斯的起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藏族诗人唯色和她的丈夫、中国作家王力雄在北京建立了一个非官方的网站；信息的交流促成了约150个大小事件的爆发，有时甚至是发生在一些偏远的山村里（卷1，473页）。当地中国官员乐观的汇报误导了北京当局，这令北京当局现在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应对。

与巴尼特先生的观点相比，沙伯力（Barry Sautman）律师的观点则与北京当局相差无几。他对西藏流亡组织，同情达赖喇嘛的西方人士以及部分西藏学家作了轻蔑的描写。沙伯力先生很欣赏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988年我在拉萨采访过他，当时他担任西藏党委书记；他表现出对西藏人的强烈反感——的决心、承诺和智慧，并主张胡锦涛与达赖喇嘛进行直接对话（至今北京当局仍然拒绝与“犯罪分子达赖”进行对话）。但是，如果真的进行这种对话，应提醒沙伯力先生：“胡锦涛和达赖喇嘛有一天可能会共享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已经获得过一次）”（卷4，71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有一点是肯定的：胡先生不会与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在监狱里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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