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
陆恭蕙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HC），2011年2月（PB）
精装与简装：372页

当在香港长大的陆恭蕙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英国殖民地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就很着迷。但是，数十年后的今天——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也已将近15年了，中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所作所为仍隐匿在秘密之中。陆恭惠称她的《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是一部中共在香港浓缩了的历史。她在书中指出，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状态是许多领域里存在问题的根源，它渗透社会经济的各方面，但却永远无须真正对香港的任何人负责。

陆女士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现任非赢利的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的行政总监。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党像中共在香港那样还是个地下组织。她写道：“更不寻常的事实是，当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时，这个执政党却对在这个国家最发达城市里现身感到很不舒服。”

陆女士写道，虽然共产党在香港从事活动的层次很高，但它甚至至今都未正式承认自己在香港的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的办公室隐藏在一家茶叶批发公司内；1946年以来，它一直躲在一家新闻通讯社的帷幕之后。她说，对有关该党在特区政府里的角色、它与特区政府和特首的关系等问题，“在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讳莫如深，结果反而是欲盖弥彰”。

这本书把中共在香港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跨越80多年，标志性事件如1920年代和1949
年由大陆策动的罢工和抵制运动；1967年文革期间发生的暴动和致命爆炸；80年代中国为收回香港做准备而发起的宣传和“统战”运动。那次运动包括增选香港那些急于以效忠换取北京恩赐的特殊利益的最有势力的富豪。

纵观全书，有一点十分清楚——在中共涉足香港的80年中，总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香港人的利益之上。

上世纪30年代期间，香港对中国共产党很有用，中共利用香港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南方与国民党的交战中，在香港建立了一个运作基地。

1949年至文革期间，香港成为中共活跃的统一战线和宣传中心，以及搜集情报的基地。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不急于强行收回香港——因为它在英国人手中比在中国人手中更有价值。

1982年，中共这架机器又开动起来了，这次是要玷污英国人的声誉，暴露他们邪恶的帝国主义面目；与此同时，培植和香港精英阶层的关系，精英分子将成为北京在特区政府里的前台人物。香港的富豪被安排访问北京，在那里他们有机会见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此外，中共意识到，香港商人的政治倾向几乎总是基于他们的商业关系。许家屯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1990年逃往美国。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曾经在一些香港企业家遭遇财务困难时出手帮助他们。难怪中共能如此成功地赢得香港的精英了。

虽然在起草《基本法》这一香港的宪法时，起草委员会里有被指定的香港委员，但是中共这只长而无形的手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方向盘，也就是说香港的精英不过是被操纵的木偶。

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表示香港需要进行民主改革，显然，这是为了履行其对香港人民的道义责任，但北京政府担心英国人“要打‘民主牌’来坏中国的事”。于是，北京的偏执狂显露无遗。这种恐惧导致中国共产党对在香港进行直选进行了大规模动员加以反对，从而在两国政府间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不和，而这对香港是很不利的。反对力量包括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组织、左翼的工会联合会，该组织告诉其成员，“吃饭比投票更重要”，还有香港中华总商会。中资公司也在其员工中组织签名运动。

但当时进行的民调显示，尽管进行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大多数香港人还是支持直接选举，但这是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让步的。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实施向香港派遣干部的计划。这些干部持居住证进入香港，要在那里从事确保反对英国人的第五纵队的使命。1990年初，这些干部在立法会选举中形成了一个支持政府的选举集团。据陆女士的保守估计，从1983至1997年，派往香港的“第五纵队”人数在8万3千多人。

甚至在1997年后，中共还在怀疑香港人是否支持它。当北京挑选的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被证明不能胜任时，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却遭到指责，因为中央政府认为她没有全力支持董建华。陈方安生被指为“邪恶的港英政府残存的支持者”。虽然公众对董建华普遍不满，北京却仍任命他连任特首。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香港曾经拥有众多各种观点不同的媒体组织，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多数媒体被在大陆有重大商业利益的富豪所掌控。有些富豪甚至愿意收购亏损的、而且显然没有商业前景的媒体公司。这些富豪中的许多人在大陆被授予政治头衔。

由此可以预见，即将到来的2012年对下一任行政长官的挑选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将充满风险。华尔街日报12月4日发表了“香港的‘黑手’”的社论，指出即便香港的民主制尚未成熟，选举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足以让北京领导人睡不着觉。社论描述了中国掌控的香港媒体及其盟友配合掀起的恶毒诽谤民主候选人浪潮。社论认为，“北京的政治干预达到了一个丑恶的新高度。”

陆女士的担忧是，一个由行政官员领导的政府未见得一定是优秀的、有能力的；弱势媒体和低调政治使掌权者无法获得他们需要听到的真实回馈。正如这本书指出的，北京已不止一次地完全误读了香港的公共舆情。

陆女士说，不断有人批评香港的“政商勾结”，这表明当经济利益成为政治体制一部分的时侯，人们对公众利益如何能得到保障的问题公开表示关切。

她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把自己放在一个利益协调者而非以发展为基础制定政策的开拓者的位置上，这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无法获胜的局面。特区政府不理解香港人已经发生了世代转变，他们关注的是社会平等、优质教育、良好的公共保健、清洁的环境和建立更有利民生的环境。遗憾的是，这一代香港政治领导人——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立法会——都还在热衷于大预算、有形的基础建设项目。

陆女士的结论是，只要香港特区领导人不敢面对富豪——中共结盟的既得利益，不能找到一条为香港人民所信服的新路，那么它将继续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无效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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