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亦仁

一位资深新闻记者叙述了中国当局如何防止国际媒体记者获得事实真相，与此同时又花费巨资，向国际社会发布所谓“真相”。

中国人权翻译

一位多年在中国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的美国朋友最近语出惊人，他说中国不再在乎外国媒体对其负面新闻的报导。

我以为他是指中国政府突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国在华媒体的作用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解，於是稍带犹豫地表示：“这很好。”

“不， 不是这么回事。”他回答。

我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已经自信到不再在乎世界怎么看它，由此导致中国政府和国际媒体的关系正在恶化，而这一点是执政的共产党拒绝承认或不屑一顾的。

当然，中共领导人非常在意中国国内民众怎么看。他们知道如果允许国内媒体自由报导各种暴行、错误、滥权和党的过失，可能严重损害党的统治。这正是我们看不到国内言论自由有任何改善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位英国外交官曾经对我说过的：“共产党是不会让自己倒台的。”

外国媒体的报导对於中共政权而言，是难堪甚於威胁。但中共阻挠外国记者报导的程度表明，它也在乎自己的国际形象——尽管这还不足以阻止其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一些极为恶劣的侵犯。

我相信，在我长驻中国的15年时间里，现在的中国人权状况是最糟糕的。我将此归咎於中共认为它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抵御所有的批评，或是它认为今天很少有人敢於提出批评。现在普遍认为，大家都太需要中国而不愿让一些人权侵犯问题从中碍事。

至於国际媒体在中国所受到的限制，在这方面的改善微乎其微。唯一的重大变化是2008年北京奥运前，政府一度取消了外国记者离开驻地（通常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外地采访前必须向当地外事办公室申报许可的规定。

按照原来的规定，一个外国记者到另一个城市或乡镇进行采访，当局会配给一位全职看管人员陪同采访，并在会谈期间做记录，以防被采访人说出任何出格的话。90年代初，我在湖南曾设法成功穿越一条繁忙的乡村市场的道路，把我的随员甩在路的另一边。当我向一些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农民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时，我的随员紧张地站在路中间，拚命地试图穿越挡道的马车赶到我这边来。

初来中国的记者很快发现这样进行采访报导是浪费时间，而且申报许可的要求往往不被理睬或遭拒绝。於是，他们很快就开始照中国流行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去做——先斩后奏。

这就意味着是要做“非法”采访——外国记者偷偷地外出采访，希望不被抓住。问题是——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所有记者的护照签证代码都是红色的“J”字〔编者注：是英文单词“journalist”（记者）的第一个字母）〕，这就告诉大家护照持有者是记者。当外国记者在宾馆办理入住手续时听见宾馆职员小声嘀咕“记者”或“journalist”是常事儿。这样，警方很快就知道有记者来了。

然而，即使外国记者能成功避开警方注意，也总有被当地官员发现的危险，尤其是在外国人罕至的偏远地区。这种情况下，采访笔记也许会被没收，不过一些聪明的记者会带有第二本采访笔记，在上面做点假笔记以应付查收；相机记忆卡也会被删除，为此外国摄影记者很快就成了迅速更换记忆卡的老手。

新规定能起多大作用？公平地说，在某些情况下，当地官员或警方干涉外国记者工作时，外交部的确会为记者解围。但在更多情况下，外交部不会管，甚至任由记者的权利被侵犯。

中国政府说外国媒体有偏见，最近也有很多关於官方花巨款向国际社会讲述“真实”故事的言论，比如要发展国际卫星广播、出更多面向海外读者的英语刊物以“以正视听”。

不过根本而言，中国政府当局只想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无意允许中国民众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并经常阻止媒体接近民众获得真相的努力。

政府当局还禁止中国公民做为记者为国际媒体工作。这一禁令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公民参与报导中国新闻的机会。新闻助理经常受到神出鬼没的国安人员的恐吓，后者要他们到麦当劳见面，在那儿追问有关他们外国老板的各种问题，还警告他们不要参与任何记者工作——尽管从来没有明确说明这到底包括什么。

中国政府常说外国媒体“歪曲报导”西藏问题，称当局的政策得到藏人“普遍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却阻止外国记者去西藏。按照新的规定，只要受访人愿意接受采访，我们就能去任何地方采访，但西藏却从未开放接受采访，官方对此也从不解释。尽管外国记者可以申请特批去西藏采访，但却极难获准。在某些情况下，官方也组团去西藏采访，不过这种采访都有专人贴身监视，因此常引发灾难性后果。2008年，官方组织的一个采访团在拉萨骚乱之后访问那里，当地喇嘛涌上来向他们控诉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令官方媒体负责人大为震惊。

2008年之后，外国记者在西藏之外的其它藏区采访有时甚至也受到阻挠和限制。2009年藏历新年期间，我准备采访甘肃省拉卜楞寺时，警察设置的路障就使我受阻无法进入那里。

那年晚些时候，我对农民们寻找被拐骗的孩子——据信已被卖到非法砖窑（当地人称之为“黑砖窑”）做奴工——一事进行报导时，警察围住我和一名中国记者，不让我们离开当地，他们不停地去抓我那位记者朋友的手腕。

今年2月，我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喀什采访，刚在宾馆办完手续不到15分钟，警察就来了，向我索要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的特许证。这显然是2009年7月骚乱暴发后的新规定。我告诉警察，根据新的规定，我不需要特许证。他们笑着说：“我们有我们的规矩。”警方后来虽然宽容地允许我和一名摄影师以“旅游者”身份在当地呆了3天，但不允许我们进行采访，并且不管我们去哪儿都全程陪同。第三天，我们被护送到火车站离开那里。

中国“学者”经常指责外国记者有反华倾向、不理解中国，但他们又常常拒绝接受采访，怕惹上麻烦。

几年前，针对中国统计数据中存在的疑问，我为《新闻周刊》(Newsweek)写稿，想采访国家统计局。两个月过去了，经过多次联系，该局始终没有给我任何答覆。而当稿件发表后，他们第二天就传来了一份长达7页的反驳意见。假如我的稿件真有什么错误，只要他们能事先接受采访，一切本来可以避免。

当我写作有关中国沿海鱼类供应数量下降的报导时，渔业局直接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没有任何理由。我找到一名同意谈及此事但要求不做记录的官员。他否认鱼类数量下降，但说政府很关注这个问题，正想方设法阻止这一情况发生，采取了包括销毁旧渔船、缩短渔期在内的各种措施。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我又“非法地”访问了几个沿海城市，和渔民们交谈。他们证实了我关於鱼量下降的怀疑，说有些鱼类他们已7年没见到了。但他们也同时告诉了我政府采取的有关处理措施。

根据与官员的私下交谈、对沿海地区的“非法访问”以及从渔民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我写出了更加客观准确的报导——这与政府压力无关，与不顾政府压力有关。

与此同时，外国媒体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日益变糟。

去年12月，外交部推迟了几周才续发签证给几位被认为报导了过多敏感事件的外国记者，其中包括前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他显然是因为该协会对几个有关中国媒体的问题发表看法而受过。这一信号很明确——如果你继续这样报导，那你就得走人。

最近几个月，在工作沮丧之馀，外国记者还成为网络攻击对象。3月，《纽约时报》北京通讯员安德鲁·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写了一篇文章，谈及他的电脑被黑客攻击、电子信箱被转到一个不明信箱。雅各布斯说，许多外国记者都发现邮箱被侵入。这篇文章也暗示官方对记者采取了电话监听、办公室窃听和其它形式的间谍手段。¹

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外国新闻机构收到网络钓鱼邮件。那些打开这些邮件的人所使用的电脑就会被偷偷安装上间谍软件，使黑客们得以远程完全控制电脑。技术专家说，虽然这些恶意软件的来源不能追踪到中国政府，但这些邮件的接收人都是中国的新闻助理，他们的邮件地址不大为外界知晓，却被外交部所掌握。

这一切何时会改善？不会很快。至少在中国政府看来，不存在什么问题。当一个外国新闻机构的总编辑向一位外交部官员抱怨，说中国一些新政策大倒退时，这位官员的不快之色溢於言表。

短期而言，很难对目前中国的新闻环境表示乐观。鑑於中国自认为已经强大起来，世界也更在意中国的影响力，执政的共产党将只会更加自以为是而罔顾他人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媒体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只会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