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女秘书童屹致函人大常委会控告中国公安部门，她离开劳改队七个多月以来，警察以扣压不发身份证为手段，对她进行过关押，剥夺她赴美国学习、及在国内工作和外出的权利，因此她要求全国人大制止执法部门有悖於法制精神的恶劣实践。

中国人权从国内获知，魏京生九三年出狱后担任他秘书的童屹，於四月十八日给全国人大写信（原信见附件），就她九六年十月三日离开劳改队后，无休无止地遭到公安警察对她权利剥夺和人身侵犯进行抗议和申诉，并要求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制止北京、武汉两地警察对她的迫害。童屹在信中指出，警察首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执法机构要归还期满离开劳改队人员的身份证，警察却不将关押她时收缴的身份证归还给她。她前往北京要向警察索要收缴的身份证，却被北京公安局以没有身份证为理由，关押到专门看管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关押长达十一天后遣返武汉。童屹在九六年十二月即收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申请办理护照时，武汉公安局又是以没有身份证为理由，拒绝给童屹办理发放护照。童屹外祖父病危时，要求自小扶养的童屹回无锡看上一眼，依然被武汉警察用没有身份证的理由，不准离开武汉到无锡看望外祖父，童屹外祖父死前最终也没有能够看到她。无法索要回来原来的身份证，童屹就申请办领新的身份证，但遭到百般刁难和无理拖延。她依照法律规定申请一二天就可以得到的临时身份证，警察毫无理由的拒绝给她办理临时身份证，要她办理正式的身份证。但是她要办理正式身份证却长期拖延不接受，将日期改了又改就是不给身份证，所以离开劳改队六个多月后的今天，童屹依然没有身份证，不能工作、留学甚至出门。

中国人权了解，童屹这次写信控告警察，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原因。童屹在北京工作的姐姐，五月上旬将在北京生小孩，需要童屹在她产假休养期间到北京帮忙。童屹决心在五月初到北京给姐姐帮忙，根据上次的经验，仍然可能遭到北京警察的关押迫害。所以童屹急於要到她的身份证。但是童屹同时表示了，不论有没有身份证，是否会遭到逮捕关押，都要前去北京。童屹说她是有完全行动自由的公民，已经被非法剥夺了六个多月的人身行动权利，她不再接受对她的这样非法剥夺，看警察能将这种非法迫害做到何等地步。童屹也希望能得到正义舆论的同情和关注，谴责警察的这些非法的任意的侵害行为。

童屹原是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八九年参加了民主运动，是学生与政府对话团的秘书，并因此遭到清查迫害。魏京生九三年由於中国希望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而提前出狱，童屹便通过朋友介绍而认识了魏京生，并主动为魏京生作一些事情，后来担任了魏京生的秘书。魏京生九四年初再次被捕时，童屹与他在一起，并立即将魏京生被捕的消息告知了新闻媒体。几天后童屹也遭到逮捕，并被以私刻公章罪判处二年半劳动教养。

中国人权谴责中国政府对童屹的非法迫害。童屹只是一个很典型的受迫害的事例，异议人士中像童屹一样非法遭受纠缠不休迫害的，是极为普遍而又众多的现像。但是中国政府却在近期的人权白皮书和其他宣传文件中，一再讲述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中国人权要在这里指出，所谓的变化和发展对异议人士而言，是比九三年前后糟许多的环境和条件。在九三年，有魏京生、王丹等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提前得到释放，异议人士还有一点说话的可能和机会，也没有被逼到死不了活不成的万分痛苦境地。所以，从异议人士所遭受迫害的角度，中国的人权是远为恶化倒退了。现在，有法国等一些国家在国际社会呼吁，放弃向中国施加影响和压力的所谓抗式，改用人权对话方式影响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然而，事实对这一美好的幻想是无情的打击，在国际施加影响和压力的九三年前后，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迫害确实放松减缓了，而在提出以对话代替对抗的近几年，中国政府逐渐的越来越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迫害异议人士了。对异议人士的迫害，绝不是对少数一些人的迫害，异议人士代表和争取的是全中国民众的普遍权利，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在剥夺压制全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对话的方式其实是放弃了对中国的人权促使变化改善的努力，实际情况成了中国说中国的话，那些主张对话的国家说他们自己的话，而对中国极端恶劣的人权状况大家都不说话。对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背过脸去不说话，绝对不可能让中国的人权改善发展，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对童屹等异议人士遭受的非法的极端痛苦的迫害，给以起码的人道的同情和关注。